|
随着今年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公布，关于现行高等教育机会分配格局是否公平的争论再度热闹起来。质疑和辩护的双方，言词都很激烈，特别是在因特网上，双方的表达更是情绪化得厉害。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个每年必须面对一次的老问题呢？
首先，可以认定，现行的高等教育机会分配格局（外在表现为分数线的巨大差异）确实是不公平的，北京某些媒体和师生为其辩护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其一，很多北京人强调，他们的“素质”足以弥补“分数”的差异。但在关于“素质”高低的辩论中，有一个明显的逻辑漏洞：正反双方都把它当成了一个“城乡差别”的问题。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不是“城乡问题”，而是“朝野问题”。别忘了，北京也有农村，外地也有城市。即便我们承认大城市的学生的确素质比农村孩子高，也不能由此推导出北京孩子比外地孩子素质高，进而录取率应该比外地高的结论。我们凭什么说北京的孩子一定比南京、武汉的孩子素质高呢？
若论人口整体素质，中国目前素质最高的城市是深圳，而不是北京和上海。
其二，不考虑分数的合理性，就说日后成才的比例，那最高的也绝不是北京。浙江有一个县级市镇海出过28个院士。这算是一个人家不是“高分低能”的权威证明吧？湖北大别山区也有一个“教授县”蕲春。高校在录取的时候，是不是也该向这两个地方的考生倾斜呢？
和很多激烈的论者不一样，我并不认为北京人比外地人素质还低。这点必须公道。准确的说法或许应是：单单拿城市比乡村，北京的大部分人口在城里，外地的大部分人口在乡村，总的来说，某些方面的素质，大部分北京人比大部分外地人要高；另外某些方面的素质，大部分北京人比大部分外地人要低。
但仅就中小学教育水平来讲，我们并不能把“北京教育水平比外地高”当作一个毋需论证的公理。对于实际的教育水平，北京人不要太自信。事实上，由于北京的招生分数线长期偏低，致使大量平均分数只有四五十分（按百分制计算）的不及格考生进了师范，进而大大影响了北京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事实上，外地的高中名校与北京市的名校相比，各方面都不差。那些学校的学生学习负担一点也不重，业余兴趣爱好的发展不怎么受影响，体育课、音乐课等等副课一直开到最后一个学期结束。若就大中城市的一般中学而言，外地学生的学习压力肯定比北京同类学校大得多，但教师水平及敬业精神总体上也确实比北京高。至少，外地大中城市是不可能让一个数学高考不及格的人当上数学老师的。近些年，北京、上海的重点中学大批引进外地（主要是中小城市）教师，就是这个缘故。
其三，说北京、上海人口多，就业困难，所以必须多招收这两地的学生，这也是瞎说。目前中国还有比北京、上海就业机会更多的大城市吗？
其四，所谓“高校分布决定论”也不成立。目前中国高校最密集的城市，确实是北京和上海。其下是武汉和西安。而我们知道，湖北长期以来曾一直是高考分数线全国最高的省份。
有人指出，驻各省的部属高校都对当地考生倾斜，有的要求本地生源达到总招生数的一半甚至更多，远远超过了驻京部属高校的本地招生比例。这没错，但是在北京共有多少所部属高校呀！根据去年的不完全统计，北京面向全国招生的部属高校约有50所之多。即便每所的本地生源比例仅有10％，那也是50个10％！而在全国第一人口大省河南，连一所部属重点高校都没有。
北京比外省高校多，在北京的录取比例比外地略高一些是合理的。但问题是，现在它高得太多了，已经远离合理的底线了。
至于某些省也制定了向省会倾斜的低分数线，这并不能成为上边赐予北京低分数线的理由。恰恰相反，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地方是跟北京学的，我们不能倒果为因。拿今年高分第一大省山东来说，其省会济南比起青岛，不论规模还是发达程度，都有极大差距，说青岛孩子比济南孩子素质低是没人相信的，但青岛的本科控制线就硬是比济南高出二三十分。这合理吗？不合理。但由于上边照顾北京在先，所以他们也张不开嘴对山东的做法进行指责。
其五，说北京搞的是素质教育，外地搞的是应试教育，这纯属信口开河。大家都一样，搞的全都是应试教育。况且，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从逻辑上说根本就不是一对矛盾，二者也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二
提起公平问题，容易被指责为“不够理性”。那么，按照理性的标准研究社会现象，最基本的尺度是什么呢？是“利益”。如果引入了“利益”这个尺度，关于高考分数线的问题是非常容易说清楚的。并且，也只有用这一尺度才能说得清楚。
举例来说。原国家教委、教育部在1996年和1998年，曾两次对保送生制度的存废进行过研究。但是废除保送生制度的提议遭到了其他一些中央部委的教育司长们的坚决反对。当时，这些部委都有自己直属的大学。他们反对的理由很清楚：这样一来，他们自己干部的孩子就捞不着保送进自己的大学了。直到高校管理体制发生重大变革，这些部委的学校都交出去了，教育部大幅度压缩保送生规模的方案才得以顺利出台。利益的作用就是如此刚性。
但必须说明的是，目前的高校录取比例分配反映出来的问题，与保送生制度出现的问题有本质不同。保送生制度虽然在实践中变了味，为特权、腐败所玷污，但它的设计初衷绝对是好的。而高校录取比例的分配，其设计动机则大有问题。
法治时代，强调“程序正义”———即便影响“实体正义”的实现，我们也要维护“程序正义”。高考的“实体正义”，表现为它能不能让每个真正优秀的学生获得受教育机会，而目前的“法定程序”则是关门考试、按分录取。因此“程序正义”的含义就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或者说，在升学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为了尊重程序，肯定会把某些实际上很优秀、但不擅长考试（现在的考试确实问题太多了！）的学生挡在大学门外。但既然这程序是一个现实的程序，我们当然还应该承认它的合法性，并且要求不论哪个地方的人都在程序面前人人平等。
三
我们可以证明现行的高等教育机会分配格局确实蕴含着极大的不公平，但却不可以期望很快消除这种不公平。既定的计划分配方案，反映着既定的、长期累积形成的利益格局，要改变这种格局是极其困难的。上大学容易，已经是北京人习以为常的一项社会福利，要想取消这一福利，就跟一家国有企业试图降低工资补贴标准一样难。短期内可以期待的，或许还不是“存量改革”，而是“增量改革”：把今后高校扩招的名额多向那些高考大省投放，从而逐渐使总的比例趋向合理。
目前这种“有计划的优惠”，是整个计划经济体制“地区优先发展”思路在教育领域的体现。就像国家在深圳“计划”了一个证交所，虽然理论上说它是面向全国的，但对深圳本地它就是有许多“倾斜”、“优惠”。为什么连深圳下面宝安县属的一个小养鸡厂也能获得上市资格？这公平吗？不公平，可也只好这样了。这和北京一个平均分不及格的孩子也能获得读本科的机会，道理是一样的。但相比之下，在高考中，被“计划”着的是人，而不是钱。这就使“计划”的不义性显得极为刺目，如是而已。
我们不能因为深圳过去从国家获得过“有计划优惠”的好处，就要求它今天把这些好处都吐出来。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北京学生过去获得过类似的不公平利益，就要求“拨乱反正”，从此大家“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何况，不论是“计划”的“先发”、“后发”，还是“市场”的“先发”、“后发”，既已经“发”了，就没有再退回来的道理，都只能继续往前走。或许，由于“不公平”的存在，北京将率先使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或快或慢，全国各地都将实现这种转变。从这一趋势看，把北京往回拽，也说不通。
最终解决问题，要靠整个高考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根本改革。
如果取消政府对招生名额的计划管制，高校拥有充分的、不受社会其他利益集团左右的办学和招生自主权，甚至可以自主命题或自主选择命题，不但分数线地区差异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将不再存在，更重要的是，目前由“高考指挥棒”引致的压抑学生个性、创造力，“死读书”、“读死书”的顽症也会得到根治。
如果高校真正实行“宽进严出”，就算有些学生凭着种种“优惠”进了大学，假定他们入学后表现不佳，也会被淘汰出来，谁也不必再抱怨公平不公平了。
如果民办教育不再受到政策性歧视，不论什么性质的大学的毕业证书都平等地在人才市场上接受检验；如果高等教育不再具有“农转非”等等与教育本身无关的“社会身份跃迁”的桥梁职能，大家也就不必死咬着“分数线”这一根筋，去计较它到底公平不公平了。
如果有一天，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确立的公民自由迁徙权利能够重新获得肯定，所谓“公正不公正”问题的前提也将自动消失。
但是，当根本改革高考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时候，或许会发现，我们面对的是与改变高校招生比例同样的障碍。取消了计划摊派，重点高校实行自主招生，如果他们不再愿意招收这么多北京学生，怎么办？破除城乡壁垒，允许人口自由流动，北京人更不可能全体赞成。目前，仅在中关村，就有近万名外地大学生在那里工作，落不了户口。
在这些根本的改革措施出台之前，我们不能要求哪一部分人主动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要求那些从不公正的现状获益的人们，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还要强辩这些利益都是自己该得的。我们可以要求他们对社会怀有几分感恩，并且对于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群多一点敬意和同情。
近日，一位北京人在网上讲了一个令人心酸落泪的故事：在某省一座大城市，有一对大学生夫妇，四处托人，要把他们8岁的儿子送养给北京人。为了孩子将来能够更容易地考上一所好大学，他们宁愿舍弃骨肉！
这位网友痛切地说：“作为一个北京小学生的母亲，我想，我儿子将来是否可以进北大清华不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是我希望将来他能够生活在一个进步平等的环境里。”“在一个不平等的环境里，做个一类大学的学生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尽管在教育这一方面他占到了一点小便宜，但他有可能受到其他的不公正待遇。……公平的社会是所有中国人的未来，那里也将有我儿子的未来”。
这是我在近期七嘴八舌的“分数线”讨论中所听到的最理性、也最感人的声音。中国改革的前景，在某种程度上，就取决于这种声音的音量大小。（刘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