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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出国留学是出国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近20年，通过自费渠道出国留学的人数超过国家公派和单位公派之和。最近几年，自费出国留学发展迅速，人数增加很快。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在政策上体现“支持留学”的方针，国家多次调整自费出国留学政策，逐渐理顺了自费出国留学的渠道。可以说，自费留学目前已成为我国出国留学教育的重要渠道。
出国留学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出国留学活动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并具有许多十分突出的特点。20多年来，从国家到地方，从高等院校到科研院所，逐步建立起一整套与国家、社会和个人发展相适应的出国留学管理和运行机制，国家公派、单位公派、自费留学三条渠道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20多年来，有关出国留学教育的实践活动和政策研究，一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教育部的领导以及从事出国留学教育的管理者和学者们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是最能使青年学子和新闻媒体倍感兴奋的焦点话题之一，从而形成了一道道绚丽多彩的风景线，把一个改革的大潮点缀得色彩斑斓。我国的出国留学政策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最终于1992年前后形成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工作方针。出国留学教育的政策研究在近20多年来之所以受到特别的青睐，并得以迅速发展，既有国际经济和国际教育迅速发展的背景，也有中国社会需求方面的原因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而把此项政策的具体内容、研究制定的过程、发布执行后的实践结果和效益评估的标准作为共同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发展、出国留学教育自身和学术建设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
我国的出国留学政策是由国家公派出国留学政策、单位公派出国留学政策、自费出国留学政策以及留学回国政策这四个系列的二级政策共同或交叉组成的。而上述四个系列的二级政策又是由若干具体的三级制度和规定分别或交叉组合构建而成。20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中，重要的出国留学教育政策不断出台，我国出国留学教育实践的发展和改革正在日益深化并不断成熟。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一项好的政策和制度可以在没有直接投资的情况下产生极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一项不好的政策和制度却可以使巨大的政府投资化为乌有，甚至产生负面效应。我国近几年中自费出国留学的情况与问题，同样也面临着“是”与“非”的评估，并正处在“如何导向与对策”的十字路口上。种种迹象表明，对此问题进行政策性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已不言自明。
现状：从最近几年我国自费出国留学有关综合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自费出国留学的活动具有总量增幅较快、留美比例较大、低龄化趋势渐盛、平均学历和层次较高、多为优秀学生等特点。
据国家教育部的不完全统计，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截止到2000年底止，全国共约有37万多人，通过国家公派、单位公派和自费留学渠道，前往103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学习或研究。留学攻读的专业几乎涵盖了现有的学科门类；留学的规模和强度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前所未有的。学成后回国工作的留学人员约有十几万人。目前仍在国外的各类留学人员有20多万人，其中大约有十多万人在美国。
虽增幅较快，但严格来说总量并不很大。据美国国际教育研究中心最新公布的统计报告，1997年中国大陆在美留学生数量仅次于日本、韩国且相差不大，约为4万7千人左右；访问学者数量则为日、韩的总和，名列前茅约为1万多人。而2000年度内在美国注册攻读学位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不含访问学者)达到54466人，比1999年度的51001人增加了3465人，首次超过日本，居留美外籍学生的第一位。
据统计，2000年中，我国大陆到国外高等教育机构留学的人员(含访问学者)约为4万多人，其中自费留学的约3.3万人；赴美的人数约为8千-9千人；前7个主要留学接受国为：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法国。有关数据显示，由于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接受中国留学生的能力和数量的不断增加，从而使得我国大陆青年在留学国别的选择上正逐步向多元化发展，多年来少数国家接受我国大部分留学生的局面已是明日黄花。
成因:近一二十年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这一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和进程，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留学教育的发展速度也随之逐步加快，并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
80年代初期，世界各国的留学生总数不到100万人，而90年代末则已超过200万人。此间我国接收外国留学生的数量亦不断上升，目前已居世界前十位。
如将我国的高等教育与美国的高等教育状况相比：国土面积相近，人口却5倍于美国；1999年我国有1942所高等学校，在校生约为719万人，毛入学率约为10.5%；1997-1998年度美国有4064所高等学校，在校生约为1450万人，18-19岁年龄段的入学率约为62.2%；我国25岁以上每万人中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只有590人，而美国为4650人。
近几年，我国大大加快了教育改革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其发展之迅速令人们始料不及。尽管如此，当前我国的教育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国内大学和高中学校的数量仍然偏少，办学条件和师资状况仅能满足最低标准；教育发展不平衡，教育资源不均等，优质教育资源奇缺；教育机构布局不尽合理，总体质量也偏低，升学竞争比较激烈；几乎各个教育阶段都具有被迫交纳不断增长的、高额的所谓“捐资助学款”的现象；法律规定的受教育权利并没能使相当数量的受教育者得到同等、公平的教育机会和待遇等等。
总之，目前我国基础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整体规模均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和公民个人的需求。公民个人需求方面主要的心理表现，就是由于独生子女现状而普遍存在家长中的“望子成龙”和“望女成凤”的心态与期望，这种期望又不断地敲打着青少年人：“人生的路只有一条，就是上大学！”而公民个人需求方面主要的物质准备，就是拟用于子女教育的储备资金在家庭支出中占有极大比例的现状，从而加大了消费者生活水平和质量提升的不确定性。
由我国居民巨额银行存款中用于高等教育的巨大潜力以及公民普遍对独生子女“成才期望”引发的激烈中考和高考竞争，使我国高等教育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因此不但时时敲打、激发着正常的出国留学的市场，并且使申请留学当事人的平均年龄不断下移，同时也严重地影响了对子女接受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顾虑重重的我在外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意愿和计划。
与上述情况相对应，是国外大学的生源不足。随着发达国家人口数量的不断减少，近几年来许多国外大学的生源不足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学校的生存，招收中国留学生也就成为这些学校摆脱困境的出路之一。
各国大幅度调整接收外国留学生的制度，相继取消了一些政策上的障碍，逐渐降低入境、入学的门槛，从而使我国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不断攀升。近几年在我国大陆举办的外国教育展络绎不绝、场面火爆且参展的外国教育机构趋之若骛，众多留学中介机构应运而生且层出不穷。
德国驻华大使馆甚至自2001年6月18日开始，启动了一项“无需通过中介机构、无需交纳高额中介费用、可直接向德方提出留学申请、简化留学签证审批手续”的留德新程序。澳大利亚政府也于2001年7月1日对接受海外留学生的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上述一切都表明，发达国家对我国高等教育巨大的潜在市场(表现为我国居民准备用于中学教育、主要是高等教育的巨额资金和庞大的“准人才”群体)的“虎视眈眈”。
与此同时，国外各类奖、助学金对我国人才或准人才的吸引，以及国外比较宽松的教学环境、舒适的生活条件、活泼的教学手段，整齐的师资力量等等，在总体上都普遍优于国内，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
在社会不断进步和我国加快扩大对外开放战略的总体形势下，从申请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家庭的支付能力和政治安定、社会稳定、公民权利以及国际惯例等方面来看，国家几乎没有任何理由限制公民申请自费出国留学。实际上真正对自费出国留学总量进行控制的是各国接收中国留学生的能力。
一般来讲，受各国政治、经济、教育政策的制约，这种能力不可能是无限的，绝不会因为我国申请留学人员数量的大量增加而增加。问题在于，各国出于自己“国家利益”的种种考虑，最终接受和提供奖学金的外国留学生一般都是他们在专业上和层次上所需要的、相对优秀的尖子人才或准人才。这才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也是我们不情愿付出、又不得不付出的巨大的代价。还是西方人自己的那句老生常谈：西方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内各级政府始终致力于消除体制因素对人才的制约，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诸多原因，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全建立真正适合人才培养和发挥作用的体制以及公平竞争的机制。在培养人才、特别是在保留和使用人才的能力上还十分有限，在国际社会的竞争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内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严重滞后，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才流失严重。下面三个数字似乎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据北京市人事局的统计，截止2000年底，在北京市市属的干部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仅占28.7%。
有专家认为，根据对现代科技发展史的研究，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科技人员的平均年龄接近25-45岁这一最佳年龄区时，该国的科技事业才会迅猛发展。而在我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的“八五”项目中，首席科学家年龄小于50岁的仅占4%，小于40岁的仅占2%。另据北京市人事局统计，截止2001年6月26日止，已有516名留学回国人员到北京注册登记创办高新企业。其中77.7%的人具有硕士学位，20%的人具有博士学位，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35.5岁。
尽管几乎各个传统部门中都普遍存在着人才、知识和专业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不高、平均学历和待遇偏低等问题。据教育部一课题组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国内毕业研究生中人才偏聘、低聘的现象“十分严重”。各部门中的青年科技和专业人才的比例都明显偏低，降低了他们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从而使他们大量流向国外以及外资、合资、独资企业，造成了人才分布上的断层，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教育和科技的创新和发展。即便是国家公务员队伍，由于其“入口”没有严格的资格限制，以致造成某种程度上的无序和混乱状态，影响了队伍的整体素质。
近几年中，在国家对出国留学政策进行宣传，并对留学回国人员采取一系列特殊的优惠和鼓励政策的同时，也使得家长鼓动子女出国留学和青年人自身渴望出国留学的热情越来越高，就连普通人都逐渐树立起这样一种观念、甚至是信念：要想立业，先要留学。
1992年，我国确立的“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工作方针，现已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总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国留学政策的根本调整使中国不再仅仅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把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作为基本点。(未完待续) （文/苗丹国 杨新育 白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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