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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高考至，热风苦雨奈何天。不知发端于何时的、年年一个模式、万变不离其宗的“标准化”试题，对学子们无疑又是一次炼狱般的折磨。看着这些在书山题海中艰难跋涉进入临考前“百米冲刺”的学子们，不由想起一个与他们的命运攸关的话题，今年高考的语文试题又会是啥模样？
著名作家王蒙曾经做过几次中学语文标准化试卷，成绩都不理想，最好的一次成绩也只有60分，因而他不得不发出“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学不改革不行了，中学的语文试卷连我也做不出”的呼吁。无独有偶，知名作家王周生、叶辛等看了上海1998年高考的作文卷后说：“这道题目我们也写不出。”这是知名作家们对中学语文考试题的感受。大学教授们又是如何评价的？《中国青年报》1999年4月26日提供的一则相关报道便能窥其一斑。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说：“面对着这份试卷（1998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读考卷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题目要求就费了极大的劲，有的至今也没有弄得太清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童庆炳说：“一直听说语文高考试题‘难’，但在读完1998年语文试题后，对它的‘难’还是大吃一惊。我想我要是在1998年参加高考，语文肯定是不会及格的。”
语文热衷于肢解文本和追求ABCD选项的“标准化”考试，尽管已引起学生、社会的强烈不满，但丝毫没有影响命题专家挖空心思地炮制所谓标准化试题摧残学生。现行高考的特点，是不断强化平等“理想化”的程度，据说是为了减少评卷的误差，在改卷的机制上防止一切主观性，改卷者可以机动处置，灵活掌握的题型逐年减少，无须改卷者有任何判断能力的所谓客观题题型逐渐占据了优势。于是存心把试题弄得更为诡谲的刁题、怪题、偏题、荒谬题应运而生，以学生为敌的流毒遍于域中。由于试题偏难偏怪，高考高分低能现象屡见不鲜，出人意料的“高考状元”冷门叠出。
题目出得非偏即怪：一个破折号派生出的五六种用法要让考生在试卷中进行考证选择，这种类似于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的考题，若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地下有知，恐怕也要自叹不如；有些佳句妙不可言，理应用心去感悟，可修辞专家们非要让学生去追究用了怎样的修辞法，如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中“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 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这句话用了什么修辞手法？倘若能询问朱教授的话，恐怕也未必说得出个所以然来。这些纯属“作者无意，学者多情”的考题，无非是把简单的问题故意复杂化、神秘化。
语文标准化试题中的“弯弯绕”，为学生设“陷阱”，扭曲了语文学科的本性，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灵性，也给一些一知半解者提供了得高分的偶然性。选择题尽管带有很大的迷惑性，但非此即彼的基本特征又决定了自身含有难以避免的“暗示性”，这就难免会使考生滋生一种投机侥幸心理。有的考题完全是以出题者死板的思维模式去“规范”学生，为难考生。这种以考生为敌的考试题不能真实地测试出学生的语文能力，倒给一些平庸之辈提供了“蒙混过关”的空子。如“部首、笔画、成语典故、古代文化常识、中外名家名著”等考题，哪一道题不是一查便知，考完即忘的“死知识”，这样的考查，能考出考生的运用能力和终身受益的语文素质吗？
有的作文题凭命题者的主观意愿规定了写作的内容、价值取向。要把考生的思维与写作强行纳入到一个早已预设好的、符合社会公共意志与规范的、几乎没有个人意志和创造空间的模式之中。如1998年全国高考作文题：《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对题目中所要求的品格缺乏真实体验的考生们，只好用“瞎编”以应付，于是，“父母双亡”考验下“战胜脆弱”的假话洋洋大观充斥于考生试卷中，这样的考查又在迫使广大语文教师培养学生什么样的学风和人品呢？
爱因斯坦在《教育论》中曾说：“一个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意愿的规矩的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社会。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人。”试题标准化的要害是思维标准化。学生只能在预先确定好的思维框内思考，决不允许有个人的独立见解。教师的一切努力，都必须有助于提高学生判断、选题、填空、简答等方面的应试能力，让学生成为做题“机器”。怎么考就怎么教，学生跟着教师走，教师跟着高考走，高考跟着“专家”走，“专家”跟着感觉走，这是当前中国语文教育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标准化的“标准”是什么？只不过是“专家”“权威”的主观随意性而已。素质教育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而以标准化为主的应试教育则将学生的这种能力扼杀了，学生思维创造的权力被“专家”“权威”垄断起来了。我们很少鼓励学生有批判的精神，不鼓励他们自由的思想，不鼓励他们有自己的见解与立场，更不鼓励他们有坚持自己立场与观点的勇气，强求一律，思想认识上稍有不齐，便以分数加以剪除。分数几乎成了教育的异端裁判所，以分数维持思想的专制，扼杀自由探索的精神于未萌，无怪乎《中国青年报》称中小学的语文教学是“祸国殃民”了。（洪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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