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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大中城市重点初中收取高额“择校费”的现象由来已久。可以说，我国关于初中入学采用“中小学对口直升”、“划片对口就近”以及“电脑派位”的一系列政策，从一开始就被形形色色的对策搞得七零八落。作为向政策挑战的诸多对策之一，高额“择校费”留给了人们不少警示。
政策导向出偏颇
九年义务教育本应成为社会各阶层矛盾的“缓冲剂”。然而“小升初”高收费，却以满足一部分家长选择优质教育资源的愿望为代价，人为拉大了初中校际间的差距。它所造成的一个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就是引起了社会的不稳定。
在北京，不少因交不起数万元“择校费”而使孩子上不了重点初中的家长为数众多。在上海，一些没钱为孩子选择好学校的下岗工人在感到对不起孩子之余，心里很不平衡。
同样的心理不平衡还在非重点初中普遍存在。南京４６中学每年仅靠收取全校学生共约１０万元的杂费，捉襟见肘地维持日常的教学支出，教师们在社会上抬不起头；而在重点的南京１３中学为使教学信息化，已将筹到的５００万元进行设备改造，教师们在社会上备受青睐。据教育部门匡算，重点初中收取了高额“择校费 ”后，教师收入是非重点初中教师的３～５倍。
少数有钱人的择校，造成了多数未成年人在受教育的起点上，就以“另类”的身份品尝到不公平的涩果。因没钱择校而被“派位”到非重点初中的学生，与昔日的小学同窗后来上了重点初中的伙伴不再来往，他们丧失了自信，上课回答老师提问都没了底气，有的甚至滑到了自暴自弃的边缘；而在重点初中，记者与一些学生交谈时他们总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优越感和傲气，那飞快的语速令人耳不暇接，我行我素的答非所问更形成了沟通上的障碍。
据来自国外的有关资料，对于义务教育，各国政府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实行免费，比如日本，为保证学生就近入学，统一规定学校规模和师资条件，各公办学校的发展比较平衡。一种近乎放弃，比如印度，由于投入教育的经费有限，多年来任凭数以亿计的文盲群体不断扩大，而集中财力发展高等教育。政府在配置有限的教育资源过程中，都需要作出向哪方面倾斜及如何取舍的决策。在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已是法定的政府责任，办好初中又是高标准“普九”的关键。问题就出在许多地方多年来并未把主要精力放在办好初中上，致使“关键”的初中一直是整个中小学教育中最薄弱的“软肋”。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张民生认为，迈进初中门槛的孩子处在人生一个“似懂非懂 ”的阶段，加上对开始分学科学习的不适应，都需要政府高度重视办好每一所初中，以使他们的身心能顺利地走过这一段人生道路。大家都希望出成绩，办好高中最能体现成绩，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门便把初中的好教师充实到高中。于是，一批好的高中以学生为资本出了名，学生成了学校出名的工具。初中普遍地受到冷落，好的初中如凤毛麟角。应该说，正是这种政策导向上的偏颇，成为当今“小升初”高收费的根源。
校长的权力有多大
８年前创办了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的田惠平，为挽救许许多多患有孤独症的孩子，在经费方面一直入不敷出地奉献着爱心。今年５月，她在接受北京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捐赠的１．２万元时表示：希望关心这项事业的人，随时审查我们所的一切收支账目。其磊落的人品令人敬重。而那些收取了成百上千万元“择校费”的中学校长们，又有几人敢于让上级部门查查他手中“择校费”的去向呢？上海卢湾区一所重点中学校长因贪污“赞助款”被判刑的案例，足以使人们相信教育部门在财务审计方面存在的漏洞。目前许多中学校长在招生、考试、收费等方面拥有这样那样的特殊权力。他们在不断呼吁政府多给自己一些办学自主权时，有多少人想过权力与义务必须对等呢？这就如同一架天平，一端放着你想拥有的权力，而在另一端则要放上相应的义务。这义务，就是必须将你的权力置于外部的监督之下。
在一个民主与法制的社会，各项工作越透明的学校，社会公众的信用度就越高。不错，我国早有一部《义务教育法》，然而法总是宏观的，往往管不了学校的具体行为。这就需要有政策加以调节。用上海市副市长周慕尧的话说，政府有责任在机制上对校长的权力进行监督，因为我们不能让那些真正廉洁自律的校长“背黑锅 ”。
近日，北京市政府在一次规范中小学招生和收费行为的会议上，再次提出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规定，建立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有效机制。不过人们对此仍有疑虑：其一，社会上关于“教育局长怕重点中学校长”的传闻持续多年，一些重点中学乱收费行为屡禁不止（此次规定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是否与个别校长对政令置若罔闻有关？其二，政府此类规定年年发，对学校的落实情况却没有年年查，加上此类规定中从来没有惩罚细则，致使管不住校长的政令，充其量不过是向社会的一个面子上的交代：我管了，他不听，我也没办法。
办好初中是关键
对各级政府来说，如果不能从政策导向上全面推进初中校的建设，对渴望高质量“普九”的广大人民难以作出满意的交代。
６月初，在开往南昌的列车上，江西上饶市教育局教研室主任周延向记者介绍了当前初中校建设面临的困境。该市占２５％的初中薄弱校，在过去三年中因财力不足只改造了一半。前些年百姓为“普九”投入很多，已经没有了余力，县乡财政又连年拖欠教师工资。“十五”期间正值初中入学高峰，一方面一些初中班已达到８０人，由于没有老师分不了班，另一方面校舍不足，只好把物理、化学实验室改作教室。就这样每年还要花大力气劝回越来越多的辍学生。
针对这种局面，同行的抚州市教委主任游日辉认为，曾经极大地调动起地方办学积极性的基础教育分级管理的办学体制，已不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化。如今，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太大，他们希望的教育改革，只是最大限度地扩大社会筹资渠道，以尽早甩掉政府“普九”的包袱。而初中校建设这个薄弱环节的继续存在，既影响到下一代对政府的信赖，又使不少教师把怨气转移到课堂教育，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身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的上海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校长顾惠梁认为，在一些城区占１５～２０％的“小升初”择校现象，对政府办好初中是一种敦促。通过改造薄弱初中多办九年一贯制学校，是一个减少“小升初”择校的好办法。
另据上海市教委介绍，继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陆续改造了２３０多所初中薄弱校后，为充分体现九年义务教育的公平性，上海市政府正在进行的“达标工程”，旨在给予每一所初中校最基本的标准资源，包括资金、设施和师资，力求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学生不情愿去的初中改造成愿意去的“达标学校”。与此同时，实施多年的中学教师流动制度，也一改教师的“学校所有”为“区县所有”，并特别规定重点校教师晋升高级职称的条件之一，是必须有到非重点校执教一年的经历。
令人欣慰的是，在国家教育部宣布全国基本“普九”之后，“小升初”高收费现象的存在，更加增强了上海市政府高标准“普九”的信心。他们不仅在完善“普九”的投入保障机制上继续努力，而且还在完善基础教育收费的监督机制上大作文章———建立起中小学财务结算中心和会计委托制，使以往的靠校长一支笔审批学校一切财务收支的状况成为历史———从而真正将校长的权力置于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地杜绝了经济犯罪。（周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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