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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1年6月13日《中华读书报》的《每周了望》版，任汝芬对4月18日该版发表的记者方文玉的文章《考研政治：揭穿任汝芬教授的“押题神话”》进行了反击。任文的题目是《我爱我的学生——同方文玉记者对话》，针对方文中指出的他66岁还奔波于各大城市的繁重劳动，任的解释也是“因为我太爱我的学生了”，并且认为“传道、授业、解惑应是一个教师‘终身之使命，不灭之良知’”。其实任教授又何必如此冠冕堂皇呢？既然他承认“市场竞争从来不相信眼泪”，又何必不敢坦言自己是在赚考生的钱呢？“世间熙熙，皆为利来；世间攘攘，皆为利往。”若不是有可观的经济收入，任教授又岂能“每周、每月奔波于各大城市”呢？
既然要赚钱，就必然要用各种手段多多吸引考生来听课、买复习材料，于是就有了“紧跟任汝芬，肯定得高分”的广告词的出现，以及“猜题命中率”的大肆渲染。卖瓜的哪个不说自己的瓜甜？难怪赵会根先生要感慨：“任汝芬教授的被揭露真不幸啊！”（见《中华读书报》6月13日5版）
方文的揭穿和任文的反驳似乎都有道理，究竟谁更有理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但“任汝芬现象”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考：为什么会出现“任汝芬现象”？教授的价值能用经济指标衡量吗？……其实任教授也明白，他所钟情的这种“教育”是赤裸裸的“应试教育”，考生花钱不是来听他讲大道理的。虽然我不怀疑任文中所引的青岛某考生所说的话（“听了你任老师的课，不再觉得马列主义是一堆枯燥无味的东西，……而是感到了一种鼓舞人上进、求知的动力……”）的真实性，但想通过这种“上课地点平均3天变更一次，而且有两天是每天上7小时政治”的教育，达到“传道、授业、解惑”的目的，则无异于自欺欺人。如果任教授真的爱学生，他就应该回到大学课堂，而不是在他们临阵磨枪的时候“爱”一回就走。
至于任教授的复习指导书获得全国优秀畅销书奖，我倒并不觉得奇怪，因为即使任教授不编也自有别人去编。但这种书获奖，无论如何只能说是一种悲哀。（王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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