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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谎的习惯，也被一些人带到科学研究里。有些人对于导师的所有要求，一概满口答应，下来便造数据和程序输出，从并不工作的仪器里也能得出最好的结果，仿佛是在国内做学生实验一般。在民主的社会里，真正的自由是无法“法定”的，多数自由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默契。而撒谎的人是无法让别人信任的，我们不尊重自由的结果将是做为整体地失去部份自由。我个人有时觉得在美国最受不了的“妖化”，便是被别人在内心深处当做说谎的种族。
我常常想，北大究竟要为过去的历史事件负怎样的责任。不错，北大也许是中国最民主和自由的地方，但是北大似乎欠缺了什么。从北大发起的历次政治运动，几次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历次要求民主与自由的政治运动里，冲锋陷阵的都是最年轻的学生。而当你一旦看到这些运动如“六·四”的领导者，都是一些刚上大学的“青少年”，你便不再奇怪这些运动“非理性”的特征和悲剧的结局。北大的中年老师们曾一再向学生们灌输民主与自由好的理念，风雨既来，他们怕受联累连“幕后”也不愿当，只愿自成一体高谈阔论；如果有更多的中年人参与领导，如果运动有更多的“理性”因素，我想“六·四”的悲剧或许不至于如此惨烈；风头一来，纷纷去讲学问做聪明人使少数敢于坚持社会责任感的老师这样突出和孤独──所以我觉得北大的老师们并没有尽到全部的历史的责任。做为学生来讲，在运动的最高潮，自己对前途也迷茫，就不该再去号召老百姓们去做什么，让群众去为自己牺牲，把人民当作做政治实验的小白鼠；北大的学生们也把历史当作做戏，十分追求戏剧的效果，一旦不如意就丢开不管，就象“六·四”的后期那样──北大的学生，对于历史也是不够负责任的。学生在北大学了几年，没有学到多少民主与自由的真邃，没有通过学习科学而学到真正的民主方法，只学到不少为民主与自由而叫喊的皮毛；反而学了不少与民主与自由相反的“瞧不起人”──所以我觉得北大的教育并没有尽到历史的责任。我记得中国有一位受尽苦难的老歌唱家，在北大某年校庆时，带着对北大的深深的敬意来为北大歌唱，他人老了，一个高音没有唱准，立刻引来台下的一片嘘哄之声；我因恰巧做在前排，而看清了他眼中老花镜后的泪水；不知有多少读此文的北大校友还记着这一幕。所以有时我生气地觉得，北大八十年代的民主热与自由热，不是出于对基本人性的追求，而是出于时尚的偏好。现在，坦率地说，我与九十年代的北大校友很有隔阂，因为他们一般不太看中我们八十年代这一批人视为基本人性的东西，而谈得更多些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人性上不同，和站在纯粹民族主义立场上的“中华抱负”。
几年以来，在与“洋人”们的交往上，我深切地觉得“老中”和“老外”在人性上是相通的，相信众生平等、世界应该大同。而我的许多同学和同胞，在这里不读书不看报也不与洋人交往，却天天大肆批判别人，一直生活在“受迫害”的臆想里。几次伤心的听到与我往来多的美国朋友告诉我，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中国人，因为系里其它的中国人从不与他们多说话。我的直觉告诉我，北大人中想为历史尽责任的更少了，北大通过科学来向学生们揭示民主的老师更少了。我认为民主与自由，在北大也将很快成为历史。
自由的人真正懂得如何尊重他人和他人的工作。在北大时人人大谈特谈自由与民主。我们那一代的大学生大概各个如此。而一旦到了民主与自由的社会里，大家往往热衷于破坏与滥用民主与自由的体制。举个例子来说留学生一般都是自费生，拿W-2津贴，照理该交税。但大家不交税的办法五花八门，理由也很多很充足：虽然我拿W-2津贴，但我认为这是奖学金不用交税；美国反正钱多，不缺这一点；我已经交过税了──我的科研比钱对美国更重要；我将来“要”回去，我应该从现在就享受公费生的待遇；美国反正花钱白养黑人西班牙人白人，为什么不能白养几个中国人；美国不是讲人权吗？它就应该讲我的人权──养养我。聪明些的到中国城请人代办偷税。而中国留学生有了小孩却要拿美国的社会福利，因为我们是在养“美国孩子”。有绿卡一定要拿，因为“美国需要我”。来探亲的父母若有病，送到急诊室不要签任何字，让社会福利和教会出钱……其实，讲“人权”的社会里的许多好处，都是别人奉献给你的，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石之一，便是在自由公开基础上的“公益”二字。税收是按照民主的方式定的，税收的使用在法律的监督下进行也许分配制度不是尽善尽美，但对个人，它不仅提供了比独裁更公平的机制，而且也给个人充份的抱怨修正（grievance）的机会。如果大家都像我们某些同胞那样只会索取不奉献，占便宜只嫌不多，那么再好的社会制度也是要垮台的。
与此相应的，是我们的有些同胞，总是不尊重他人的工作，甚至是“以恶度人”。你开半天车来机场接我吗，很好，反正学校给你出汽油费（其实绝大多数做这种义工的同学从来不曾报销过汽油费）。提醒我还借给我的东西，你是怕我不还咋地！学生会的活动不令人满意，一定是组织者无能和揩油。想要我做义工吗？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有人办网络杂志，一定有后台老板、一定有政治上的企图。为中国同胞办事难，屡次“春节联欢会”我都听到很难听的议论。中国留学生住的宿舍，往往很脏；而同为客舍，欧洲同学住的地方一般就要打扫得乾净得多。我们学校曾经有一对博士后夫妇，家里的老人对大家很热情。有一阵一批单身的同学天天到他们家吃大户，吃饭前叫几声“大爷、大娘”、吃完饭抹抹嘴说声“社会主义真好”就走，连碗也不帮忙洗，简直是把好心人当傻子。君子知耻，我们一些同胞“以恶度人”的心，可能是中国险恶的生存环境造成的。在国内要生存，“防人之心”时刻都得有；大家都在夹缝里左右逢迎，权力不用，过期做费；当局防民甚于防川；而中国国内的道德教育又是最虚伪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到了讲人权、自由、民主与法制的新环境里，也应该考虑考虑是否应该开始做个真君子。
“以恶度人”的态度，也被许多同胞用来看美国。美国人笨，做题和考试远不如老子我们偷税、不讲公德，不是也有美国人这么干吗？美国人让我们上学，不就是想将来靠着我们压榨我们吗？同胞们关起门来的私谈，说白人多是男盗女娼，称黑人必叫黑鬼，但对任何对中国人的不利评价都要跳，动辄就是“围堵中国”“妖话中国”等帽子。别人说了什么、是不是事实，有多少是事实，都不重要，只要不是正面的报导就不行。许多人气得只看中文报纸只在同志中间打转，天天攻其一点、不计其余，除了去“押鞋儿”几乎不与美国社会接触。然而他们自己一谈到民主自由在中国，必定是“中国的老百姓是低等种族所以民主自由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总之，非议中国就象阿Q头上的癞子：赵太爷摸得、别人摸不得，百姓能骂、政府不能骂。说实话，每个人到了海外，都有一段对有关祖国的事过分敏感的时期，因为在我们的爱国教育中，有着过多的“受害教育”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至上”的旧货，从未客观地分析看待中华民族历史上与其它民族的关系、而是一直把自己当做别人的家长和恩人。但近年来一些同胞到美国并千方百计地留下来，似乎就是专门留在这里“恨”它的。如此，不仅美国先进的东西学不到，中国落后的东西也看不见；留学爱国的目的又在哪里呢？
尊重他人，也包括尊重他人的信仰。在美国，基督教是主流。一些中国人为了增加社会关系和受教会的庇护，便积极地入教和受洗；但私下对宗教并不以为然。同学里在国内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在这里往往是另一个极端上的积极分子。其实，没有很多人是傻子，西方的传教士早就观察到：中国人什么都可以信，其实什么都不信。一个人信不信教，仅从他的日常行为上便能观察得出，极端的语言其实掩饰不了什么。中国留学生应该认认真真地学学基督教深刻自省、平等博爱和切实奋斗的精神──这些我们传统文化中缺少的东西。在美国，个人的权利充份地受法律的保护，“与众不同”并没有威险和压力，为了一点小小的利益和安全感实在不值得把自己弄得这么虚伪。……
好了，我从北大谈起，已经谈到民主、自由和道德上。我希望我所谈的，是北大和我们同胞身上最阴暗的一面。我在美国，遇到过许许多多献身科学有所建树和道德高尚的同胞和校友。北大和北大的老师留给我的记忆其实是十分美好的，对我的培养也使我个人终身受益不尽──我写此文，就是缘于“北大精神”的感召，就是希望整个世界象北大的未名湖那般纯洁和秀美，就是希望中国的老百姓们明天有个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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