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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的过程中，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投入的公平问题、教育资源的均衡化问题日益凸显出来。
5月22日，江苏省教育厅四楼会议室。
同一座城市的两位中学校长，在谈到学校经费问题的时候，两种角度竟像是天上地下。
一所普通中学―――南京46中女校长严言说：“我们这样一个学校，维持学校正常运转的办公费、医疗费全年大概需要130万元左右，可是我能够真正支配使用的钱，一年总共还不到10万。这10万元钱是怎么来的呢？就是400多学生，每人每学期100元的学杂费。这几年我们学校有两位老教师生病，一位得了脑梗塞，医药费花掉了11万元；另一个得的是胰腺炎，治疗费用了16．8万元。这些本该由国家承担的费用落在我一个普通中学的校长身上，包袱的确很重。”
另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也同样谈到学校经费紧张，但他发愁的是：“我们学校准备进行教育现代化工程的改造，预算需要2500万元，现在上级已经拨了1000多万，但是缺额的部分还要靠我去想办法找齐。”
不同的学校得到的教育投入差别巨大，这绝不是个别地区的现象。在湖南采访时，记者问及长沙一所重点学校全年经费的实际投入是多少时，当地教育部门的一个官员回答说，大概比一个县的全部教育经费还要多。
同在北京，学校与学校之间也有着天壤之别。前不久，记者到北京146中参加一个教育课题的结题会，在宣武区广安门外一个名叫湾子的地方寻找了很久，才在一个300米深的小胡同里找到了这所条件非常简陋的学校。
不安于现状，总是力图通过自己和学校师生的努力改变学校面貌的146中赵启明校长谈起来有点愤愤不平：“现在分重点校、普通校和薄弱校，如果你在一所差学校当校长，好像你这个人就是个差校长了。重点学校可以说是几头占赢，一是得到的教育投入比你多，而且名气在那儿，找点赞助也容易；二是生源好，好学生都抢着往那儿跑。有一年，我校初一新生刚报到还不到一个星期，就跑掉了80多个。现在一说办重点高中，一些重点中学原先的初中部又被单独划出来搞‘公办民助’名义的学校，还不是多收钱呗。现在重点校教师的收入至少是我们普通校的三到五倍，我们靠什么去竞争啊！”
按说，义务教育制度创造了资源投入的均等机会，尽可能地均等分配教育资源乃是公共教育政策的基本原则。据了解，在当今发达国家里，作为公立的基础教育学校，都不存在什么“重点校”。这是他们的义务教育制度所不允许的，也是负有纳税义务的公民所不允许的。因此在政策导向上绝不会存在对同一类别的学校厚此薄彼的“倾斜”手段。
但是，关于“‘重点校’的得与失”在中国教育界争论已有多年。著名教育专家钟启泉1996年就曾在《教育参考》杂志上连发3篇文章，反复阐明一个观点：“‘重点校’政策可以休矣”。
他指出，“重点校”政策与“教育机会均等化”的原则相悖，其直接后果是加剧了同一层次学校之间的差距和两极分化，它将导致一种灾难性后果：少数重点校犹如“文化孤岛”，被非重点校的汪洋大海所包围。除了少数成功者外，大批非重点校的学生从小就被一种“失败者”的心理阴影所笼罩。
1999年年底，世界银行发表了一篇题为《21世纪中国教育战略目标》的报告。报告提出，21世纪的中国教育应当面对世界、面对公民和面对市场，重点是构建高质量、公平和灵活的新教育体系。所谓面向公民，最重要的一点即教育体系将确保公民有同等机会接受高质量的教育。
教育部的一位官员多次谈到，所谓重点校的政策，由政府部门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办一两所乃至几所重点学校，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和产物。这个时代应该说已经过去了。在市场经济时代，政府拿出的教育经费是公民纳税所得，它的前提首先就要求起点公平、过程也公平，如果只是由少数人来占有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谁能保证老百姓不会像对中国电信穷追猛打、起诉铁路部门擅自涨价一样，追究教育经费是否得到了公平合理的使用呢？
一位长期关注并经常反思中国教育问题的记者说，教育政策在有的发展阶段是需要倾斜的，问题是向哪方面倾斜。而我们中国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向基础教育倾斜，而基础教育最重要的是向义务教育倾斜，向普通校、薄弱校倾斜，使每一所学校有可能按照法定的标准，拥有大体均等的物质条件和师资队伍条件，从而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舞台。
南京13中学校长王占宝讲过的一句话让人们记忆深刻：“如果我们的义务教育能够少一点盆景，多一点绿地、多一些森林就好了。”（谢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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