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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清华大学举行了一场精彩的对话。
一方是清华大学的3位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申请1项发明专利，SCI收录两篇论文、EI发表8篇论文的于慧敏；SCI收录9篇论文、EI发表12篇论文的林元华；硕士课程平均成绩90．05分，SCI收录3篇论文、EI发表7篇论文的吴雪蛟。
另一方则是3位大师：中国科学院院士、2000年首届国家最高科学奖获得者吴文俊；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顾秉林；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钱易。
台下是闻讯赶来的200多名学子。
话题围绕着大学和成才展开。
■清华与一流大学距离有多远
顾秉林院士给学生们讲了个很生动的故事：“我去美国一个著名的实验室访问，途中随便与一个人谈起物理问题，双方聊得非常投入。我随口问起这位先生的名字，对他的名字感到非常熟悉，却又想不起来他是做什么的。于是，我又问他得过什么奖。他笑了笑，说诺贝尔奖。”
“这就是世界一流大学，有几个，十几个诺贝尔奖得主支撑的一流大学。你走在校园里，随时可能碰到诺贝尔奖得主。”顾秉林说，清华目前与世界一流大学还有一段距离，它有一批一流的大师，却欠缺世界顶尖级的大师。
顾院士认为，目前我们培养人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最好的生源变成世界杰出的人才。他分析，过去教学科研相对分离，最有学术成果的大师很少接触基础教学，没把最好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学习与创新是两个问题。而创新需要深厚的人文底蕴，这是小学、中学就应该解决的问题。
■世界一流大学是个什么标准
对这个问题，吴文俊院士沉思了一会儿，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流大学的定论。我认为，一流的大学，一定要有一流的教授。”吴院士以自己的数学老师陈省身为例。20世纪40年代时，陈省身就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他的数学学说甚至对物理学影响颇深。而同为清华教授的华罗庚也是成名于40年代。有这样的大师，清华当时足可领导世界潮流。
顾秉林院士认为，目前一流大学没有严格的标准，大家都是凭自己的感觉去判断。在他的眼里，一流大学有3个标准。最重要的一点要看大学是否能培养人才；其次是必须有一批一流的大师，这是成为一个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最后要看是否具有能影响未来学科发展的重要科研成果。大学就是智囊库，必须要有重要的研究成果。
但这些还是不够的。顾院士认为还必须有3个支撑条件：良好的学术氛围和环境、一流的设施和充足的经费支持。
即使在谈到一流大学的问题时，钱易院士还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她认为21世纪是绿色的世纪，清华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各种学科都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下指导学科的发展。
尽管面对的是他们久仰的大师，新秀们并没有盲目地崇拜，还是勇敢地说出自己的见解。林元华的观点与顾秉林院士的观点基本相同，可他认为最关键的是一流的大师。他说，人才需要大师了解、发现和指路。清华每年各省状元极多，如何把这些千里马驯好，使他们跑得更快，是大师的责任。林元华又在“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师道的基础上，补充了一条，就是创新。
■诺贝尔奖与中国大学有多远
“说远就远，说近就近。”吴文俊说：杨振宁先生的基础都是在国内打下的，他出国就拿到诺贝尔奖，说明国内的教育并不差。我们为什么不能拿奖？事在人为。丁肇中先生说他认识的诺贝尔奖得主中考第一的很少。这说明对诺贝尔奖而言，更重要的是创新精神。
钱院士提醒，获得诺贝尔奖不是目标，只是大学的一个成果，更重要的是过程。
顾秉林院士则从全局的角度出发，阐述获得诺贝尔奖的关键是如何为青年人才脱颖而出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尤其对校方来讲，这是最重要的。学校应该在综合性方面做努力，尽快营造出能产生重大科研成果的氛围。
■为什么要出国
林元华提出：“我们是只有在国内奠定基础，国外才能取得成绩吗？是不是一定要有出国这个经历？”
吴文俊院士的回答很简单：“在现阶段，我们与其他先进国家相比，差一段距离。我个人鼓励学生到国外取经，如果没有这批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许多事业是搞不起来的。但不要长期在外！”旁边的顾院士和钱院士则是一脸微笑，一再地点头。
“各位大师能给希望作基础理论研究的学生一些建议吗？”一个学生很恳切地问。
吴文俊告诉他，创新不是无中生有的。最创新的人也要接受许多过去的东西。牛顿是创新的典型，但牛顿说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新不是胡思乱想，要多多接受前人的成果，并加以分析，才能切中要害。
顾秉林院士发出三点告诫：一是基础理论学习非常重要，尤其对年轻学生而言；二是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更容易改行；三是以清华物理系为例，产生76位院士，可他们并不一定都搞物理，于光远成了哲学家，王大珩是光学家。
在对话即将结束的时候，吴文俊代表其他两位院士，向在座的学子们提出希望：我们老一代经历的挫折，不会在年轻一代身上重演。但是你们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另外一种形式的冲击等待着你们，工作会有经常的变动。希望你们在学校把基本功打扎实，以便日后应付各种各样的变动。（原春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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