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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教授无一不在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往来穿梭。当她们出入私人空间的时候，要处理家庭关系、私交关系和以个人身份结成的其他关系。当她们进入公共空间的时候，要投入国家关系、集体关系、对外关系等与私人空间相对的公众事业。世纪之交的女教授，富于两个空间的个人经历，创造了许多得失成败的动人故事。女教授的故事是“出口”的，她们也许在事业上桃李成蹊、名扬天下，但是她周围的人，包括她的丈夫、儿女、腻友和研究生，有时却不了解她的奋斗事迹。女教授的故事是口头的，是“民间文学”，她们也许在私人空间里如芙蓉出水，流光溢彩，但公共空间领域却没有能充分发挥她们的三公之才。女教授的故事是零散的、个人化的。20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给了她们彼此思想见面和文章见面的机会；21世纪刚刚来临，扩大开放的祖国又给她们提供了
结为知识群体和形象群体的时代新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女教授跨世纪、干事业、爱家庭、重教育，姐妹联袂，充当了美化私人和公共空间的能手。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女教授在世纪之交也会发现：在家庭关系上，由于中国父母对子女的保护期，覆盖到子女的成年期，有时甚至延续到子女成年以后，这使女性的心理健康建设和性格独立的发展放慢了速度；在公共空间中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影响，使女性的自觉公共意识的成熟受到了阻碍；在对外交流上，由于中国文化长期闭关发展，中国女性在国际场合缺少锻炼，不大习惯于对外流畅地表达，反过来也就不能充分介绍本民族的科学文化成就，这使新世纪所要求的双向介入式发展受到影响。然而，女教授一旦认识到这一切，又会重新总结经验，从新的角度把两个空间的关系调整好。
中国女性还有另一种文化遗产，即在先进社会文化向前发展的时候，能从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调整私人空间，以礼治家，以贤会友，以德育才，以奉献于私人与公共空间的心灵智慧和丰富情感，成为社会进步力量的另一半。女教授则是另一半的中坚。
这几年，由于学术合作的关系，我结识了一些西方女学者。她们从青春期就走出了父母的怀抱，独立发展。她们平等地与男性学者共处，以性别的差异化思考给对方以启发。她们聪明而幽默地在国际学术合作中发出和收回信息，显示了与中国女学者不同的风格。我记得，一位法国女人类学家在观看中国乡村社火舞龙表演中鱼兵虾将出场的时候，兴奋地大喊了一声：“啊！海鲜！”引起了在场所有农民和学者的欢笑。她巧妙地利用了语言的“错误”，勇敢地、独立地、友好地、训练有素地走进了中国的当地文化，惹人喜爱。但相比之下，她们的情绪化个性也与中国女学者的稳定心态、辩证思考和顾全大局的优秀品格成为反差，两相交流，正好能创建一个互为补充的女性知识分子空间形象。
去年冬天，我去巴黎，找到了居里夫人的墓碑。我惊讶地发现，在她长眠的墓地上摆放着耀眼的鲜花。更让我感动的是，同行的法国女孩告诉我，在她的祖国波兰，她的故居门前每天也摆满了鲜花，而且送花的都是不知名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一个现代社会的女儿、妻子和母亲，一个为现代物理学和医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女教授，一个两次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伟大女学者，她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形象都是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的，鲜花就能说明这一点。（董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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