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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正东张西望心怀激动地走在大街上。商店里已经笼罩着节日的气氛了，红红绿绿的节日用品满目皆是。当然我现在走在大街就像从前走在北京的街上一样表情沉静，但要命的是，我也开始感到自己写不出东西了。
就像出国前辈们说的那样―――当你在国外呆了一个月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能写一本书；当你在国外呆了半年以后，你觉得自己可以写几篇文章；但是等你在国外呆到了一年以上，你就会发现自己其实已经无话可说了。
我感觉无话可说的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对异国的适应或不适应、以及对故乡的思念或不思念都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它们不会再像从前那样撩拨我的神经和心灵；二是，当我对这种常态的异国生活洞察越深，我越觉得自己不能满足国内读者的阅读期待了。
也许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假设这种阅读期待。比如说我前两期所写的“阿丽的故事”，家人和朋友在阅读后都问了我相同的问题：你是不是开始写小说了？怎么看起来阿丽的故事和任何一个国内女人的故事没什么大的不同？怎么在国外的故事仍然还是中国人之间的故事？怎么故事里面的中国男人看起来都那么龌龊？……换一句话说，“阿丽的故事”并没有能提供读者所期待的西方世界和西方的生活。但如果关于出国的故事不能带给读者和他们眼前世界截然不同的东西，或者不能表现外国和中国天上地下的可比关系，那又怎么能叫“出国”呢，而且为什么大家又要打破头不顾一切地出国呢？
但我还得诚实地说阿丽的故事不是小说，阿丽平凡的生活以及她周围那些赤裸裸的中国男人也不是小说。实际上，阿丽的故事也许更能代表那些像她一样平凡的中国女人在这里的遭遇，而她更真实的遭遇也比我所写的故事更让人心酸，也更让人无话可说。在国外独自奋斗两年之后，阿丽曾经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乡，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朋友和同事。但是阿丽很失望，因为她发现朋友们所热心的话题，不过是谁谁谁要嫁新西兰籍华人，谁谁谁和哪个领导有一腿儿，谁谁谁的老公比谁谁谁的老公更有钱，诸如此类。朋友们都无限期待地等着阿丽炫耀国外的生活，但阿丽却保持了沉默。她感叹说，白天不懂夜的黑啊。
就是阿丽的这种无话可说让我们能够成为朋友―――因为即使在多伦多，这种沉默在中国人之间也比较罕见。就像国内那些造假简历假学历的本事能被原封不动地搬到多伦多一样，曾经为我们所痛恨的那些喧嚣、虚荣和龌龊也在这里随处可见。比如说那些刚刚混上温饱的人动不动就以“成功华人楷模”自居；或者有些人举手之劳地帮了你一把，就马上涎着脸问你将如何报答他。还有一次，我在银行排队的时候被站在前面一个中国妇女缠住说话。这个女人劈头盖脸毫不见外地跟我大谈她在国内的“高品质生活”，10分钟以后我终于忍不住打断了她：那您现在在这里做什么工作呢？她愣了一下，然后压低声音说：“像我们这样有身份的人也不是随便什么工作都愿意去做的，对不对？”坦率地说，遇到这样的同胞的确很让人沮丧，但奇怪的是这样同胞在这里却并不少见
。用我一些朋友的定义，这种现象叫做“人的异国异化”。
实际上，类似的中国人的故事一直是比“外国”或“异文化”本身更让我触动、但却更让我觉得无从下笔的东西。也许这样故事会和我们对于“外国”的期待相去甚远，但却更真实地上演在国外的中国人的生活里。就在眼前，我周围也还有那些一边上学一边在中国城的卡拉OK厅做小姐的女孩，也有为了宝贵洋国籍挺着大肚子独自“黑”在美国等待分娩的朋友。比起她们来说，我也许要幸运一些―――完成了学业也谋到了工作。可每当我起早摸黑地走在上班下班的人群中的时候，当我满脸疲惫地坐着地铁回家的时候，我却仍然能感到生活的宿命。站在那些不同肤色的人群中，我常常感觉和从前站在北京或中国别的什么地方的人群中并没有什么不同。北京也好多伦多也好，含辛茹苦也好自我牺牲也好，也许这世界上就根本没有什么截然不同的生活，也没有我们所期待的理想中的生活。就像美国加拿大或者英国的电视剧反复表现的那样，生活其实在哪里都只是“一地鸡毛”。
惟一可能不同的是，在这里，选择宁静的生活或者自己的世界是一件相对要容易一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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