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一博 １８岁 英国梅纽因音乐学院学生
听说在英国梅纽因音乐学院学习的包一博回沪度寒假了，１月１０日晚上，我把电话打到他家里。他爸爸―――从英国学成归来的化学博士包锦明先生愉快地答应了我的采访要求，只是告诉我：“后天包一博就要启程返回英国了，本来我应该陪他来报社见你一面，但我明天没空，而他又不认路，只能劳你跑一趟了……”听完包先生的一番话，我心里有些不解：１８岁的人了，难道还不认路吗？
１１日一大早，我来到了位于本市灵石路的包家。包一博为我开的门，看上去他与上海的普通中学生没什么两样：架着一副普通的近视眼镜，说着一口地道的上海话。
坐定以后，我把名片递给他，他看了看，挠着脑袋说：“对不起，我只认识两个字，您的名字前面两个字是：‘张’、‘国’……”我乐了：“怪不得你爸爸说你‘不认路’……”“是呀，我７岁就去英国了―――不要说上海的路牌，就是最简单的汉字我也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辨认出来，前几天逛商店，我把商店的开业时间‘上午’读成了‘上牛’，把价目表上的‘元’读成了‘天’……”包一博有点惭愧地笑了起来。
“妈妈帮我选择的”我
４岁时进上音幼儿园学拉小提琴。７岁那年，爸爸妈妈去英国留学，我便随他们到了英国。刚去的时候，我是在利兹附近的一个小城Ｂｒａｄｆｏｒｄ读小学。英国的小学人少，我们１０几个人在一间摆满了各种玩具的教室里一边玩，一边听老师上课。
有一次，学校要开Ｐａｒｔｙ了，老师问我：“你会表演什么节目？”我说：“我会拉小提琴。”在那次Ｐａｒｔｙ上，我拉了在上音幼儿园学的简单的练习曲，赢得了满堂的掌声。
在英国，学校老师的职责之一就是发现学生的天赋。我会拉小提琴的事情很快由学校通报了地区音乐中心。不久，一位慈祥的老人来到了学校―――后来我才知道，他叫ＰｅｔｅｒＭｏｕｎｔａｉｎ，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的退休教授，时任地区音乐中心总监。他让我拉琴给他听，我拉了一段“赋格”，他听完以后频频点头，问：“你怎么会喜欢上音乐的？”我脱口而出：“是妈妈让我喜欢的。”他又问：“那你为什么选择拉小提琴呢？”“也是妈妈帮我选择的。其实，我更喜欢弹钢琴……”“为什么？”“钢琴嘛……坐上琴凳就可以弹了，而拉小提琴却必须把提琴扛在肩上，累也累死了！”大概是“童言无忌”吧，我的话逗得他哈哈大笑―――实际上，我的回答是大有毛病可挑的：在西方，孩子的独立人格也必须受到尊重，孩子要走的道路怎么可以由妈妈代为“选择”呢？
Ｐｅｔｅｒ破例收我当了他的学生。在以后的３年里，我经常到地区音乐中心去上课，有时Ｐｅｔｅｒ夫妇直接在他们家里教我学琴。我在Ｐｅｔｅｒ的指导下打下了扎实的小提琴功底。
３年以后的一天，Ｐｅｔｅｒ告诉我：“你现在可以在我这里‘毕业’了。”他推荐我去梅纽因音乐学院深造，这让我爸爸妈妈十分兴奋：梅纽因是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和指挥大师，梅纽因音乐学院是全世界音乐天才都十分羡慕和向往的著名学府经过考试，１０岁的我终于被梅纽因音乐学院录取了。
也许我当年的“童言无忌”给Ｐｅｔｅｒ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吧，在送我去梅纽因学院上学前，Ｐｅｔｅｒ当着我爸爸妈妈的面再次问我：“你是否真的喜欢音乐？”这次我学乖了，很认真地点了点头。他又问：“我知道，你爸爸是学ｓｃｉｅｎｃｅ（科学）的，你是否将来要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科学家）？”我看了爸爸一眼说：“我没说过将来想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Ｐｅｔｅｒ终于放心了。
在英国的１０几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选择”的意义。我们学院里有一个苏格兰学生，小提琴拉得特别好，他完全是自己选择拉琴的，他的父母从不管他。１６岁那年，他决定报考美国著名的柯蒂斯音乐学院，因为学费昂贵，他没向父母要一分钱，特意休学一年外出打工，等攒足了学费，才去了美国。
虽然我进的是专业的音乐学院，但是，学院里除了音乐课程外，其他所有的课程都和普通学校的课程没什么不同：英语、数学、经济、艺术、历史……等等，学院鼓励学生学好每门基础课程―――不像国内的某些专业学校，砍掉了除专业知识以外的基础课程，把学生在其他方面成才的道路都堵死了。我最喜欢上的课是数学课，每次考试成绩都不错，现在学院里只有我一个人在选修“高等数学”，但学院还是专门为我安排了授课老师。
学院鼓励学生自主选择未来，这使我现在决定“转行”学经济了―――这是我第一次完全自主的“选择”。这在国内是无法想象的：从４岁开始学琴，师从皇家音乐学院教授，就读世界著名音乐学府，几乎每年跟随梅纽因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３年前梅纽因正是在率领我们巡回演出中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的！）……怎么可以说“转行”就“转行”？但我认为，既然我能在音乐方面有所建树，为什么不能在经济学方面出类拔萃呢？我现在正在读格林斯潘的传记，有趣的是，格林斯潘从小就是学音乐的，他毕业于另一所世界级的音乐学府―――美国朱丽亚特音乐学院，但后来改学了经济，他在经济学方面的成功令全世界瞩目！
在英国学习的另一个收获，就是让我懂得了怎样做人。
我们学院有来自世界１８个国家和地区的具有音乐天赋的学生，为了音乐，各种肤色的人走到了一起―――这和梅纽因本人的经历有关。梅纽因是犹太人后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遭受过纳粹德国的迫害。但他的胸襟特别宽阔，我爸爸至今仍记得他在学生家长会上的一段话：“虽然我恨透了纳粹德国，但我今天依然招收德国的学生，音乐是能够唤起全人类的和平理念的！”
梅纽因让我明白了“宽容”的意义。在英国，人们都十分注意互相尊重，即使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如此。我认识一对父女，他们不住在一个城市，女儿离婚后又嫁了人，没好意思告诉父亲。有一次，父亲去探望女儿，发现女儿已经改嫁，他双手一摊，幽默地说：“噢，原来我的女儿已经改了姓氏了……”而我认识的一对中国母女，女儿在当地读书，母亲陪读，因为女儿有很多不同肤色的朋友，见面时还经常搂搂抱抱、互相接吻……母亲实在看不下去了，最后竟闹到要“脱离母女关系”的地步！这就是两个不同民族在“宽容”问题上的歧义！
在英国人看来，父母应该尊重子女的独立人格；而我们中国人则认为，子女无论年龄多大，总是父母的“孩子”！有一次我对爸爸妈妈说我有一个要好的女朋友，他们说：“你怎么不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我觉得奇怪，我有朋友干嘛要征求你们的意见？妈妈开玩笑地说：“你这是‘早恋’嘛！”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早恋”这个词，交异性朋友和结婚是完全不同的事嘛―――还好我爸爸妈妈比较开明，不然还真会闹矛盾呢！
我每年寒暑假都要回上海，因此对于两种文化的差异还是很有感受的。比如，我在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上，经常读到国内的英文报刊，发现这些报刊总是犯一些翻译和语法上的错误，这种“中国式英语”只有懂英语的中国人读得懂，英国人是无法读懂的―――这就是语言环境的差别。我自己也常常犯这种毛病，如我一直把英语里的ｌｏｎｇｊｕｍｐ（跳远）译成“长跳”！
在英国，“红灯停、绿灯行”是法律，任何人都不能违反。但在上海，行人的绿灯亮了，我还不敢轻易行走，因为两边的车辆仍不减速，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还有，就是英国人永远也无法破译中国美食的奥秘―――再过几天就要过春节了，我将照例“品尝”到学院厨师为我们东方学生准备的“中餐”，这是我吃过的最难吃的“中餐”：蘑菇是生吃的，绿豆芽也是生吃的；春卷的皮有１厘米厚，春卷里的肉有一元硬币那么大！
和伦敦的老城比较，上海这几年变化实在太大了。英国朋友一说起这些，就向我伸大拇指―――这让我很自豪。不久前，我去剑桥大学面试时，剑桥的经济学教授很认真地听了我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阐述，看得出来，他们对我的阐述十分满意。再过半年，只要我的“经济”和“数学”成绩都考“Ａ”，我就可以进入剑桥大学圆我“学经济”的梦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