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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二三百年前，中国一度是外国“遣唐使”（那时尚无留学生一词）朝拜的圣地。丝路繁荣，胡风弥漫，西域人大量涌入长安，不管是三坟五典，还是八索九丘，携裹满囊而归；东瀛高丽，更对大唐备极推崇，大唐之一颦一笑，皆在其效仿之列。作为回应，大唐先有玄藏高师独自西行，不避虎兕，求取真经，后有鉴真高师不辞舟楫颠簸，毅然东渡，使两种文化得到交融。
其后漫长岁月，中国闭关锁国，尊ｌ为玉，谓肿为胖，用儒学一家之言方圆万事万物，终致外患日亟，国运日蹙，山河破碎。眼看局面难以支撑，1872年，大清政府不得已采纳了容闳的建议，派往美国30名留学生（学习期限15年），拉开近代中国留学序幕。其后每年一批，每批30人，自1875年始，每批增至120人。同时也派遣了一些留学生赴欧学习“制造驾驭”。然而好事多磨，1881年，监督吴子登一纸奏折，以中国与欧美“习惯相悖”为由，呼吁中止派遣。清政府准奏，急诏留美学生归国，除已有“西妇”的十余人滞欧美未归，其余尽皆回国。
“习惯”不同绝对不是中止留美的真实原因。清政府把留学目标移向了日本。
张之洞的主张很具代表性，他在《劝学篇》中强调留学的重要性时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三年”，在回答留学哪国为宜的问题时则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张之洞所言不虚。仅以第四点来说，19世纪后半叶，大多西方名著已经被译成了日文，日本人使用的汉字，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相传梁启超东渡日本，在轮船上一夜通晓了日文。此说多为讹传，但若改为“一个月通晓日文”，对于聪明绝顶的梁启超来说则是可信的。当时没有护照制度，从上海到东京与到大连没有什么区别，只要买张船票，一切手续就算完备了。何况与我邻近的朝鲜已经率先打破了沉寂，于1881年6月派遣了2名留学生赴日学习，为我们踩了路。从表象上看，留日速成似乎是可行的。
1896年4月（甲午战争之后一年多！），大清派遣了唐宝锷等13名留学生到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今东京教育大学）学习。梳着长辫子的中国人出现在已经初具西方端倪的东京街头，形成独特的景观。当时，东京高等师范是私塾性质的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接受了这些来自异国的装束奇异的青年．留学生势力不断坐大，滚雪球似地扩大为一个让国人颇为瞩目的群体。留学生的选修科目以师范与司法最受青睐。留学由公费而私费，由学生这一特殊群体而扩大至三教九流。孙中山、黄兴、廖仲恺建立的对其后中国历史影响极大的同盟会，就是以留日学生为骨干的。同盟会及由它所演变的政党最终结束了清朝覆灭之后所出现的军阀混战局面。
中国留学生之所以弃美国而就日本，除张之洞所列四点之外，还有一条更重要的，那就是，19世纪末的日本已经踏进世界近代文明的门槛，与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的大清恰成鲜明对照：1868年明治维新，德川幕府统治结束；1880年制定了出售国营企业的方针，国营企业民营化在19世纪80年代基本完成，初步形成市场经济的雏形；1885年实行了内阁制，伊藤博文任首任总理大臣，初步奠定了现代政治体制的框架；1889年，日本颁布第一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朝立宪国家迈出坚实的一步……中国的先知先觉对此已有洞察，他们深深体会到：井蛙不可语海，积厚方能负大，日本虽小，势已坐大，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中国已经完全落伍。与其端着架子坐而论道，不如承认弹丸日本已经走在我们前面，起而追赶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留学，就是追赶的一种方式。许多贤达通过媒体发出有为青年走出国门的呼吁，如金石掷地，铮铮悦耳。很快留学日本就成为一股不可阻止的潮流。以鲁迅为首的一批社会精英先后东渡，汲取东瀛之营养，采撷扶桑之仙气。鲁迅还经历了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弃医从文的人生转折。
鲁迅的从文，并非完全是个人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历史上有名的“文理之争”。学文欤？学理欤？争论焦点是：到底中国最需要的是日本的理工技术还是日本的民主思想与治国方略？大清公派的留学生是以学习理工为主的，但日本的崛起雄辩地说明，国家强盛不惟在船坚炮利，更在于操纵船炮的国家体制与民族精神。执是之故，后来成为主流的自费留学生多数偏重于选修社会科。至1912年，留日学生总数已逾30000人。留学生在推翻大清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这些留学生虽身在异国他乡，但绝非膏粱锦衣的闲云野鹤，他们大多学习刻苦，或结社，或讲演，或聚会，对国内的纷争扰攘，时刻怀着焦灼的挂念。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短短几十年，就有以黄兴为首的政治家、以蔡锷为首的军事家、以秋瑾为首的志士、以鲁迅为首的文人、以陈独秀为首的学者，脱颖而出，学成归国，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这样一批精英高擎反清大旗，大清才迅速衰竭，如沙滩枯鱼，只剩下了苟延残喘。说留日学生为大清敲响了丧钟，虽不中亦不远矣。
然而，留日热也非无懈可击。冷静地回顾历史，也许若顺着当年留学欧美的轨迹走下去，中国文明开化的速度会更快些。原因至为简单，欧美乃现代文明之本源，日本不过是文明的“中转站”与“加工厂”而已。日本人向以善于学习他人长处著称，学习过程中多有改易，不易为他人效法。不追源头而走捷径，通过日本学习欧美，难矣。况且中国人被专制禁锢日久，顽石钝根，不用原汁原味的药剂，何以去除痼疾。1906年，曾进行过一次由欧美留学生与日本留学生共同参加的考试。结果，前五名清一色被欧美留学生包了，应了早稻田大学青柳笃恒主事的预言：速成留日“速是能速，成则难成”。从人才产出率看，也是欧美高。欧美留学生的人数远远低于日本留学生，但却出产了许多大人物，像严复、傅斯年、胡适之、李济等都是重量级人物，詹天佑更是把自己的名字永久地镌刻在了京张铁路上。
1931年，“九一八”，老师打“学生”的严重事态把留日的浪潮平息了下来，留日从此进入低潮。遗憾的是，中国并未让留学的天平向欧美倾斜，而是倾向了苏俄。留苏一直持续到1960年。对于中国人来说，俄罗斯是一个神秘的国度，那里出产了并吞八荒、统制四海的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出产了袒裼裸裎、去来无挂的思想者赫尔岑与陀斯妥耶夫斯基，出产了驰骋豕突于世界文坛的托尔思泰与莱蒙托夫，出产了博学精诣的罗蒙诺索夫与门捷列夫……这些人物同样让有为的中国青年念兹在兹，梦寐以求。
不幸的是，中国留学生大量涌入苏俄之日，正是苏俄人权惨遭涂躏之时。1934年12月，斯大林提出“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与“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的理论。从那时起，一场大杀戮就开始了。
这一严峻的社会现实不能不给予踯躅莫斯科街头的中国留学生以恶劣影响。中国30年代的抓ＡＢ团与反托派斗争，都是从苏俄舶来的。以“整人”著称的王明本人就是留苏学生。
从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留学与留苏、东欧几成同义语。苏联、东欧之外的门几乎都被关闭了，使得中国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急速地落伍于世人。到70年代末，中国经济几乎走到崩溃边缘。兵置死地而后生，正是在此背景下，开放风吹改革潮涌。
留学，成为乘风破浪的一条条帆船。
这回，多数帆船驶向了欧美的港湾。
中国留学生的天平骤然间摆向西方，其中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是日本有意识地控制外国留学生人数，使得日本不再是留学生的天堂，留学日本也不再像100年前那么便捷。在对待留学生态度上，日本政府明显重派出而轻接受，在日留学生遇到许多实际困难。1982年，在日的各国留学生为8116人，仅为美国286340人的3％。中国的在日留学生人数也远远少于1906年的13000人。其次，在国民性上，中国与日本的差别远远大于中国与欧美的差别。考虑问题习惯以个人为本位的中国人与以集体为本位的日本人很难沟通。再次，经过理性思考，人们已经产生追溯文明源头的强烈愿望，而超音速飞机，使这一愿望很容易得以实现。因此，80年代后的中国留学生，把目标主要转向了欧美。但是值得注意，欧美留学生中，选择司法专业的并不多，大部分留学生选择的是理科。80年代的归国欧美留学生，现在大多成为高科技领域的中坚力量，而担任国家管理要职的属凤毛麟角。严复的留学生以学习法典为“最要”的呼吁，只有等待21世纪的有为青年来实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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