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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科院微生物所26岁的女研究生周丽走出劳教所获得自由的第一个夜晚。
灯光柔和的晕影和窗外的虫鸣，都带给她一种新的生命体验，并强烈地触及着她的心灵。
“恍如经历了一场恶梦。‘法轮功’让我人生的意义在4年里全部寄托在虚幻的目标上。梦醒时分，我自感对学业，对亲情和挚爱，都已错得难以弥补。”
当人生面临许多难解的心结时，悲观避世的思想模糊了她人生的坐标，“法轮功”邪说成了思想的麻醉剂
“一些人曾对我这样高学历的知识分子迷恋‘法轮功’感到奇怪。其实，积留在大脑中的‘出世’意识，成了我逃避现实矛盾的思想基础。我太想在现实世界之外寻找一份东西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了。一旦视‘法轮功’为人生真谛，就飞蛾扑火般地投入进去，开始了这场代价不菲的赌局。”
从小生长在浙江温州的周丽，对商品经济关系下人际关系间的趋利世态十分反感。她不愿算计别人，又怕做好人吃亏，曾为找不到一条既能让自己不甘人后，又能够与人为善的路而倍感苦恼。加之对一些社会现象不满，又自觉无力抗对，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周丽陷入异常矛盾之中。
用唯物史观对自己的世界观进行深刻反省，周丽找到了症结：“一个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如果没有建立牢固的科学世界观，也会陷入迷茫啊！”
她说：“人的立身之道不应该是否定生活，而应该是积极地参与生活、改造生活。只有每个人都先从自己做起，才能促进社会道德风尚的进步。”
周丽回忆说：“过去，自己关注个人心灵的解脱，却忽视了对社会的研究。转而到宗教中寻找‘真谛’，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轮回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心理认同。”
她是如何陷入“法轮功”邪教的泥潭的呢？
1996年，正在中科院微生物所读研究生的周丽，偶然在清华校园接触了“法轮功”，开始研究《转法轮》等书籍。这些“法轮功”邪说，宣扬人们在生活中得到的好处都由以前积累的福德带来，而所有不顺的事都是前世孽债即“业”造成的。这些论调，让周丽觉得平衡了自己的矛盾心理。李洪志宣扬的人生很苦，只要修得“圆满”就会到“天国世界”，这辈子就能“圆满”等蛊惑人心的邪说，又使周丽产生了“希望”。
周丽压制着人生的快乐，硬着心肠疏远相恋多年的男友，对亲人的态度更加冷漠。她把自己封闭在小圈子里，不与常人交往，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唱歌不跳舞……沉迷于“法轮功”而不能自拔。
“得道成仙”的欲求将她置于李洪志的精神控制之下，一次次痴迷“护法”，直至走到社会的对立面
过去，在中关村“练功点”，周丽表现十分活跃。在“4?25”围攻中南海事件中，她参与了组织联络工作，成了有一定影响的“法轮功”骨干。
1999年7月20日，当李洪志又在“法轮功”网站上蛊惑“挺身护法”时，周丽被召集传达有关“指示”。7月22日，有人在“练功点”传递一张写着“外地都在动，北京为什么还不动，就在老地方”的小纸条。还补充说：“老地方就是中南海。”周丽后来得知，这件事是凌晨4点钟“上头打电话通知”的，目的是对中央取缔“法轮功”施加压力。
如今，周丽十分沉痛地说：“那时，我的脑子里尽是李洪志的话，没有任何法律和政治意识。‘师父’怎么说，‘弟子’就怎么做，对李洪志的崇拜已经到了狂热的程度。”
为进一步在国际上造声势，周丽和其他“法轮功”练习者还联名给联合国人权组织发电子邮件，反映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并接受外国记者采访。10月26日，中央宣布“法轮功”为邪教组织后，李洪志又在海外鼓动“护法”，当时距周丽的硕士论文答辩只有3天。导师劝她不要盲动，男友和另外3个同学一起陪了她一天一夜，但她还是乘机溜到人民大会堂“上访”。周丽回忆说：“当时，我想这正是‘师父’对我的考验，不能退却。”
她因此失掉了宝贵的答辩机会，被作结业处理。因为“想到快‘圆满’了，人间的结业证书也没有什么意义”，她甚至连结业证书也没有去领。
2000年3月5日，全国人大召开期间，周丽又企图通过施加压力迫使政府改变对“法轮功”的邪教定性，又参加了向人大网站发“全国大法弟子致人大代表公开请愿信”和征集“万人签名”活动。第二天，她又去天安门广场，在国旗升起时打开“护法”横幅，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
在周丽痴迷于“法轮功”直至走到社会对立面的过程中，中科院及微生物所的领导、老师和她的父母、男友，想尽办法拉她回头，均未奏效。她的母亲曾被气得胃出血住院，身体稍有好转就飞到北京，跪在女儿面前求她醒悟。但周丽一句话也听不进去，以为自己有朝一日“圆满”了，就会给所有被她伤害过的人以福报。
2000年4月，周丽依法被劳教处理，押解到杭州莫干山女子劳教所，开始了刻骨铭心的思想改造。
在痛苦反思中砸碎枷锁，走向新生的彼岸。噩梦初醒，她发现生活原来这么美好
作为莫干山劳教所收教的第一个研究生，周丽的到来，在这里掀起一股不小的波澜。一到劳教所，周丽就鼓动“同教”坚信“大法”，排除“干扰”，并带领他们闹绝食要求练习“法轮功”。干警们多次苦口婆心做转化工作，她也予以拒绝，态度十分狂妄。
“我明知4月25日和7月22日的行动是李洪志指挥的，却向‘同教’否定他的政治图谋。”后来，周丽剖析自己的思想根源是“存有期盼‘圆满’的私心”。
为帮助这些“法轮功”练习者尽快摆脱痴迷，去年7月2日，浙江省劳教局花费大量人力和财力，由莫干山劳教所派专车带周丽等5人到武汉接受司法部巡回帮教团的帮教。
上千公里行程中，干警们尽一切可能照顾好她们的生活。由于迷路，多走了冤枉路，备用干粮紧张，干警们宁可自己挨饿，也让她们先吃。
这种人格的力量，在周丽心中产生了震动。
“但是，”周丽惭愧地说，“为把这次当做一个‘过关’的机会，我还是带着大家硬着心肠对抗。我们在车上不听劝阻，大声背诵‘经文’。到武汉的当夜，又一起喊着冲出去练功。鬼使神差地坚信过了这一‘关’，一定会得到‘圆满’。”
司法部帮教团成员孟洁和尹厚梅，过去都是东北地区“很坚定”的“大法弟子”。她们告诉周丽，当地劳教所“法轮功”练习者的思想转化率达95％以上，还有不少地方在她们现身说法之后转化率也达到90％以上。很快，和周丽同去的5人中，有3人经过帮教相继写了保证书。这对周丽产生了极大的触动。“难道我真的错了吗？”尽管在表面上还使劲抵制，但武汉之行使她原来“坚硬”的外壳出现了裂缝。
回来后，周丽开始冷静思索，第一次对李洪志的“大法弟子千千万，功成圆满在高处”产生了疑问。“劳教所里的都是自以为放弃了人间名利情的，他们都不能‘圆满’，在家里面悄悄练功的就更不能‘圆满’了。这么多人都相继转化，李洪志能‘渡’谁呢，真的有‘圆满’吗？”
她开始不再抵制看揭批材料，在心理上也不再对抗干警的谈话。“当我用正常的人的思维去看待所经历的事时，就越看越清楚，越想越明白，终于认清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和李洪志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周丽的语气因气愤而变得急促起来：“李洪志让我们以‘法’为师，说穿了只有按照他的指令去做，才能求得所谓‘圆满’。我们还被灌输说，在矛盾和迷惑面前首先向内找原因，这样即使我们发现他有毛病，也不会去批判他，从而丧失了基本的鉴别能力，盲从于他，精神被他所控制。”想到曾有那么多人在“护法”中把房子卖了，把积蓄用光了；还有人为“开创修炼环境”不惜跳楼、撞墙，留下终生残疾……她久久地叹了一口气。
“当终于明白4年的追求竟是一场骗局时，我悔恨万端。”在痛苦思索两周后，周丽毅然写下保证书，与“法轮功”彻底决裂。并积极转化其他学员。由于表现突出，她被劳教所提前解教。
周丽动情地说：“这一年来，党和人民从来没有遗弃过我们，一直在挽救我们。在我们绝食的时候，局里、所里的领导和干警们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天围着我们好言相劝。当我们吃了一口时，她们比自己吃了还高兴。她们付出了这么多，还不是为了我们吗？”
周丽现在最大的心愿是能够重续学业，希望“能以自己的心智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什么，能给所有被自己害过的人弥补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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