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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８７?５％的流动儿童被排斥在正规学校之外。
９月９日下午，北京三十几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师生举行了第一次联谊会。身份、政策、权益，这次以庆祝教师节为名义的聚会所诉求的其实并不新鲜―――
早在１９９６年，这类学校就曾把这样的困惑和尴尬提出来了。
诉求背后的情况是，２０００年末，据不完全统计，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数量已达到３００所以上。而北京３００万的流动人口中，６―１４岁的儿童占３?６％，达１０万余人，而其入学率为１２?５％，也就是８７?５％的流动儿童被排斥在正规学校之外。应运而生的打工子弟学校早在１９９３年就以“半间窝棚一个教师七八个学生”的私塾形式，在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发芽。
此次重访，我们把考察的重点放在流动儿童身上―――他们的校园，他们的老师，他们自己，他们边缘中的成长，边缘和与边缘所共生的生活素质，成长和成长伴随的恐慌―――因为，它们应该是更严峻的事情，需要更严峻地被思考被对待。
校园
北京石景山大中音响城后面的石槽民工子弟小学是这次采访所见的第一所此类小学。它所在的位置离西长安街不过１０００米，在石槽蔬菜大棚中间。
６间教室。七拼八凑的桌椅和摇摇欲坠的小黑板外，也有缀满小红花的学习园地和一张几乎完整的中国地图。
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有火炉和一架风琴。
办公室后面的两间砖房是校长王桂云的家，王桂云家的厨房也就是学校的食堂。王桂云的丈夫做饭。午饭时间有离家远的小学生排队打炖白菜。
这个拥有２６０名学生和１２名教职工的学校，其实早就被城管划为违章建筑。据校长王桂云讲，石槽小学自１９９７年９月成立以来，经历了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０００年３月三次动迁。她曾亲眼看着她的教室在一分钟之内被铲车夷为平地。她和她的学生还有赶来的学生家长，哭、喊、恳求、站着不动――――今年春天他们曾成功地保住了一次。但至今，违章的问题还没解决，这个校园还是处在随时都可能被拆除的状态之中。
校长
在这里要详细介绍一位女校长。她说她是与她的学生们同病相怜的人。她说自己是这个社会遗弃的人，她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的孩子，也为了别的这样的孩子，办了这么个学校。
张雪岭，３８岁，河北临漳县人。１９９７年７月在丰台区小瓦窑村两间１０平方米的平房里办起了小学，现在是兴华小学的校长。
她本来是个村小教师。两次婚姻都很不幸。第一个丈夫进了监狱；第二个丈夫自己进了城，只留下一堆债主在除夕的时候跑上门来要账――――有推走家里惟一自行车的，有坐在门槛上骂祖宗的。
在村里没活路了。向亲戚借了１８６块钱，穿上在县城花１０块钱买的绿格衬衫，她选择了一个好记的日子――――１９９７年５月１日这一天―――带着５个孩子来了北京。她的五个孩子构成很复杂，老大是捡的，老二是第二个丈夫和他前妻的，老三是她和第一个丈夫生的，老四、老五是双胞胎，是她和第二个丈夫生的。
她的学校最初办起来靠的就是一块在垃圾站捡来的三合板，一把煤烟灰和水涂成了黑板，墙灰做的粉笔，还有就是从农村带来的女儿一年级的课本――――
一是因为没钱，二是因为不知道到哪里买，她一出门就转向。
在一个下午的交谈中，除了说她自己，张雪岭说得更多的是个社会问题。她讲了这一个月内她碰见的两个被抛弃的孩子：一次是在西客站，一个孩子蜷作一团，旁边有个牌子，上面有四个字――――“我快死了”；还有一个就在校门口，她问他妈妈呢，那孩子指指天上。她说到两次的动摇和最后的狠心。她又说到最近又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因为父亲被收容遣送而寄居学校。她说到自己的五个孩子何尝不是在这样的命运的边缘；而她学校里３００来个孩子，又有多少是在这样的威胁之中？
老师
这里被选择为个案的教师，是一位周末来教语文课的大学生志愿者。因为只有他们是“没有习惯”的一群，心思没有受到教书以外的东西干扰的一群。
李微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９９级。他在他的支教日记里记述了“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那天，我正在讲台上讲课，一个老师忽然冲进来，揪起一个学生，啪啪地，就是两个耳光……下面的学生们也并不奇怪，跟着喊：‘老师，你打他啊，打他啊……’”
李微敖还写道：“……我们并不只是来教他们几个字，我们的目的是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他们的父母可能是这个社会受歧视的一群人，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生活可以不是这样……我们更要教给他们一些现代意识，比如平等、自由和友爱……”
李微敖说支教要真达到这个目的其实并不容易。他试图在他的课堂里这样讲；可课堂外的生活让他无法解释。有一次他给同学们讲《庄严的签字仪式》，说的是签定儿童权益公约的事。和平、公正、安宁……李微敖老师正在“引申开去”，有的同学就站起来问查三证（身份证、就业证和暂住证）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有同学说不是，那时因为我们是外地人――――外地人要想在北京就得有三证！又有同学反驳说，有也没用，“他们会给你撕掉”……李微敖说那堂最后成了讨论“三证”的课，使他明白，原来四年级小学生“也可以懂那么多”……
学生
他们在灰尘四起的操场上跳橡皮筋，对着与地面成６０度角的篮球架投皮球，在没有生炉子的北京１１月的下午一边把手缩进袖管一边在风琴的伴奏里童声齐唱《小蜻蜓》……他们是菜农和水果贩子的女儿，是捡废品的和天桥上扮作瘸子要饭人的儿子，他们是跑３０里路上学的学习委员，是放学铃一响就飞跑回家给弟弟妹妹们准备晚饭的留级生，他们是几次三番让爸爸在花市上买红领巾、然后聚在操场上争论到底怎么打结的少先队员……
特别介绍的是一个１２岁叫苏欢的二年级女生。我见到她时，她正在与另外几个孩子在兴华小学的操场上推推搡搡。
她本来叫孙佩佩，老家在安徽，流浪的，上个月被人捡了，送到这里读书的。捡她的夫妇是给饭馆宰鸡的，在饭馆门口见到她，问了问，把她带回了家，给她剪了头发，买了一套红衣服，改了名。
在被捡来之前，孙佩佩已经在外面呆了一年半时间，吃捡来的或要来的东西，睡在菜市场―――凌晨三点菜贩上菜以前是菜车上，三点以后是地上，盖盖菜多出的棉絮，穿一条提到胳肢窝的裙子，头发有两尺长，有时候在菜场的自来水龙头下冲。
更早的事情是孙佩佩跟着舅舅来北京，舅舅把她扔下走了；在被舅舅扔下以前，孙佩佩被妈妈扔给了舅舅――――再早是，爸爸车祸死了，扔下妈妈和她。
１２岁的苏欢和陌生人概述身世，没一点多余的话，说得很干脆，很熟练，没一点语气，甚至没等我问完，就有些不耐烦地把剩下的问题主动一口气说了，然后就固执地望着办公室外的操场――――不像是在伤神，更像在寻找刚才和她闹的同学―――她似乎并不准备回答更多了。
“我是捡来的。”苏欢在获准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忽然又活跃起来，笑嘻嘻地说了这么一句。
作文与内心世界
在这样的小学里，苏欢的身世其实并不算特别的特例，但在外来人面前的直率和傲慢确实是个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羞涩的，躲闪的，远没作文里那么生动那么出人意料。
下面是他们的一些作文节选。童年的悲喜、边缘的成长、被忽视着的脆弱、被粗糙着的敏感、坚硬着的内心、无所谓着的梦想……这些写在粗糙的作文本上、没有作文选可参考的、错别字几乎在１０％的“流水账”，是不大被他们“就是此中人”的老师们看好的，经常被坚决地打个大红叉或者来一句“毫无新意― ――重写！”之类的评语。
他们是这么来到北京的：
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条件不太好。爸爸妈妈很早就到城里来做工了。我和弟弟在外婆家。他们很少回去。可是今年他们把我和弟弟一起带到了北京，我真是高兴极了，温暖极了，因为每天和爸爸妈妈在一起，而且还在北京读书，是我根本就不可能想到的……（吴丹丹，石槽小学四年级）
除了与父母在一起，这个不承认他们的北京仍然有着让他们喜欢的最基本的东西：
……这里什么都比家乡好；我的家乡很穷，每家连１００元都没有，每天晚上７点到９点才有电……（王欢，石槽小学四年级）
……这里比老家好，家里很穷，想吃的东西什么都没有……（苏照浩，石槽小学四年）
……有一年八月十五中秋节，我们没有多余的钱买肉包水饺，妈妈就买了油条，没有买月饼的钱，爸爸就用自己买鞋子的钱买了苹果给我们吃，虽然没有吃上肉水饺和月饼，我们还是很高兴。……（匿名，以下未标明的均属匿名，由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研究开发中心调查组提供）
床板会随时“罢工”的家，父母天天要吵架的家：
……有一次我上床的时候用力过度，一脚把床板下的横梁踩断了……没想到爸爸没有批评我，反而让我先睡，别着凉，自己四处找木头，最后在床底下找着一根旧木头，把断了的横梁顶住，这样并不稳，一不小心垫在下面的木头就会掉出来……
……我们一家生活得很不好，爸爸妈妈老是吵架，为什么吵架，是因为在老家别人都建了楼，“把我们家围成什么样子了”，天天说那些话，我心里很痛苦。……
“内心痛苦的孩子”，在窘困中长大的孩子，打翻了老师杯子无力偿还的孩子，胆小的委屈的惆怅的孩子。
“……六一儿童节就快过去了。我扫地的时候却打碎了王老师的杯子，老师让我赔，可是这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的杯子在哪儿呢。六一儿童节就快过去了。……”（林先勇，石槽小学四年级）
即便是不止一个孩子的不止一个的六一儿童节“就这么过去了”，对家对学校“还是应该知足的”：
“我能在北京读书是我的福气”；“……我觉得自己过得还好，在这里有书可读，不像哥哥那样回老家了，因为这里初中学费太贵，不知怎么，我觉得哥哥过得不好……”；“我希望我们这样的学校一直办下去，这样我就可以念到初中，再念高中……”
至于将来――――“我们家是卖菜的，很穷，但是我一定好好努力，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他们希望我当什么官，既有权，又有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因为我们学好就可以不像爸爸卖菜，妈妈开电梯，我们可以做祖国的栋梁之材。……”
最后要以之为结尾的是屠户的女儿石槽小学四年级薛抢抢的一篇《我》。
《我》其实写的是充满了恐怖气氛的傍晚，黑暗、肮脏、骗子、意外的死亡，童年的恐惧……但很明显，除了１１岁的薛抢抢，周围的人似乎不以为意――
―他们有更为紧迫的事情要操心；而薛抢抢呢，在她“总算回到家”，坐在电视机前看《真的爱你》的时候，她是不是已经忘了“内心的不安”？但可以料想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她很可能会忘了，或者根本就“习惯了”这“本来就属于她的”生活。
……有一次，我在学校做完作业一出校门天就黑了，路上没遇到什么同学，走到黄庄小学路口，我忽然想起我们以前的音乐老师，他是个小骗子，曾在这条路上骗了很多孩子的钱，我想到这里内心不安；我接着又往前走，不知不觉走道（到）了地铁口，我想起前些天在铁路上死的一个人，我正想着死人的事，忽然前面传来熟悉的声音，原来是妈妈！她来接我了，我坐在三轮车上，不知不觉经过桥洞，黑洞洞的，我有（又）想起了爸爸，天这么黑了，他肯定还没回家，他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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